路内以“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蜚声文坛
两年前，路内跟70多岁的父亲坐下来聊天。曾是工程师的父亲说起，上世纪50至80年代，他因为能言善道，在工厂里帮过很多贫困职工申请补助，尽管每月只有5块、10块，却让很多家庭在饥荒年代得以活命。
这条信息很窄的往事迅速在路内头脑中徘徊为一个漫长而残酷的现实故事。他在想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如果要找到一个答案，也许通过文学小说才能摊开来讲一讲。”一个月的思考、三个月的闭关写作，路内最终完成了这部仅以12万字横跨中国50年历史的现实主义小说《慈悲》。
作为70后作家代表，路内曾以《少年巴比伦》(英文版)获得美国亚马逊销量榜亚洲文学排行榜第一、严肃文学最受关注作家前十的地位。但他内心隐然有些心结，“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写的三部曲是‘砖头式’的小说，似乎砖头很不要脸，我想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可能仅仅让我自己好受些。”
《慈悲》就是这样一本菜刀式的小说。路内收起过去在《少年巴比伦》里松弛、野性自由，收起他在《追随她的旅程》里的炫技手法，以一种内敛、审慎的态度书写父辈的苦难历史。路内以敬畏之心书写小说主人公水生的命运，一开篇，水生的父亲与弟弟就失踪了、生死未知，母亲的死让他成了孤儿，这个平凡倔强的生命在中国最动荡凄惨的50年里艰难地挣扎着，努力存活。路内叙述的语言极为节制、冷静，整部小说的笔触与色调几乎是沉重阴暗的，读来让人唏嘘父辈生存之悲凉沧桑，感叹平静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想写一种中国式的善良，甚至价值观不是很高明的善良。”路内说，他写着写着，又担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反过来想到一个问题，慈悲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理性，它和我们追求的正义是不一样的，但它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这段历史，路内认为，普通人选择了遗忘，知识分子选择了原谅，但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忘记。
《慈悲》在某种程度上与余华的《活着》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小人物在历史的磨难中，都力争有良心地活下去。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路内坦言，这本小说有着“余华、莫言、阎连科这一系统的作家存在”，鲁迅的《阿Q正传》则带给他更多影响，“鲁迅以两三万字的小说，呈现出巨大的长篇小说的体量，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作家在技术上可以达到，但我们还是缺乏鲁迅的能量。不是把它爆炸开，而是用热胀冷缩的冷的手法，用冷静法把固体缩成一个固体，或者缩成一个晶体，这是非常厉害的。”
作家张悦然说起相识14年的路内，“他在过去七年里面出版了六部长篇，对于我，对于所有的中国作家来说，这都是让人汗颜的一份成绩。”张悦然眼里的路内是一个纯粹的宅男，除了写小说，与人讨论、争论小说，他的生活中就没有别的爱好，“一个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完全浸泡在小说里面，他才可以随时打开笔记本，随时进入写作状态。写作已经成了路内的一种养生方式，他一天写个两三千字，有点像别人打打太极拳的感觉。他拥有比任何人都好的一种写作状态。”
对路内而言，一些作家确实会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写出最密集的作品，“比如福克纳，他在30至40岁之间写出了他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长篇。”谈及下一部长篇，路内说，写“砖头书”仍是他追求的目标，“将来可能不会那么频繁地出长篇，用四五年出一本书的话，这本书会相对厚一点、扎实一点，写得好一点。写得好的作家会留下来，写得多的作家就没了。”
路内:历史远去，呈现一个脉络及人的精神历程
记者:过去你的《少年巴比伦》三部曲有着王小波式的反讽和冷嘲，书写青春的困惑与挣扎。在《慈悲》中，很明显看到你的风格改变，有着余华小说的影子，残酷而现实。
路内:我曾经认为自己可以超越一个传统的框架，现在看来，不得不承认还在其中。至于承接哪一个文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非常严肃。《慈悲》这个小说我考量得最多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也有余华、莫言、阎连科这一系统的作家存在。很难说是我刻意要改变风格，面对这么一个题材，一种简单的私人历史，要写出一个深刻的精神内核不容易，风格也必须跟着变化。
记者:这本小说横跨中国50年历史，关注了一段凄惨苦难的年代。在描写大时代时，有很多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如何去写一个你并不了解的年代?你写这部小说时保持着敬畏之心，这种心态跟过去写《少年巴比伦》的飞扬相比，有何不同?
路内:我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大体上能理解那种气息和温度。有一部分是写60年代的，说实话，也还是那批人，我太知道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了。有一段时间我被朋友批评说不会写农民，我就去安徽看那些农民。写农民并不容易啊，现在中国都在提倡写都市，都市话语会占优。我当然希望中国能更现代，但对作家来说，曾经的农民、工人(半农民)，并不见得就必须在文学中被消灭掉。我写的时候想，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写这样的题材，也许将来中国作家也不会这么写了。
《少年巴比伦》是一个相对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其中有一个“我”的视角，它解决了叙事上的问题，可供啰嗦，可供嘲讽;《慈悲》是退到一个很远的角度，甚至可以看到作者和其中时代的距离。我希望这次严肃一点，免得总被误读成我在别出心裁地逗乐。事实上，我从来都是在讲些严肃的事情。
记者:四个月的构思和写作中，你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处理大量素材。这些素材除了来自父亲的口述，还来自于哪里?
路内: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太多了，相当一部分就在广场上跳舞，随便找一个人都能记录下一堆口述史。其中很多观点是相互矛盾的。一部分情节，来自我的岳父，他是安徽农民出身，他真见过饿死人，我父亲因为生活在城市里反而没见识过。其中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容，我自己也都见过，历史似乎远去了，变得可以去讲述了，因为它呈现出了一个脉络以及人的精神历程。
记者:你在《慈悲》中用了慢而节制的叙事节奏，跳过大量细节，这样做是否会牺牲一些文学性?在你内心，这段历史是什么色彩、什么温度?
路内:不会，大量无意义的细节堆砌在我看来才是牺牲了文学性。也有题材上的限制，在写《花街往事》的时候，我把细节看得很重，因为要再现80年代，但《慈悲》这部小说要跨50年历史，这种手法会使小说变得超长，甚或难以忍受。我想《阿Q正传》已经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小说的体量感和文学性。写这个小说时，想到我的那些长辈，大体上都很善良，很聪明，也很无能，如此度过了一生，历史永恒而漫长，历史的解释权在谁手里?人的生命很短，历史要求那些短暂的人原谅它，但是对个体来说却没有什么意义。也是一种难以忍受。
记者:欧宁曾总结，70后作家有一种残酷加暴力的口味，不像80后作家，基本调子就是爱情、校园、咖啡馆和小苦恼，读不到现实残酷的一面。在《慈悲》中，你是在抚摸父辈的伤疤，写现实之阴暗，但你最后传达的不是冰冷，而是温暖与希望?
路内:也没有什么温暖，小说里的人仍然是被动地走进了一个“现代性”之中，他的生命已经到头了。也许在复生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写完之后我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老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后来想想复生也是70后，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物应该和我是同代人。一个后知后觉的作品，谈不上温暖和希望，也许只有虚无。
记者:过去七年，你出版了六部长篇，你曾说，“我视文学为跑步，你得不停往前跑。”在写作这件事上，你有很强的紧迫感吗?
路内:过去几年写得很密集，大体上是想用不同的体系来尝试完成一个大的文学命题。我知道一个作家能发奋写作的年头并不多，十几年而已吧，接下来会被各种俗事缠绕，或者会变得很糊涂、很功利。这件事让我有危机感。近年来想法又变了，觉得文学素养不够好，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很容易有虚妄的成就感，但真实水准在哪条线上还得继续写下去才知道。虚妄让我感到自己内心的压力。